我经历了几场暴风雪，在火炉边度过了一些愉快的冬夜，屋外落着大雪，猫头鹰的叫声也完全被湮没了。好几个星期，我出去散步时没碰上过任何人，除了那些来林中砍树、用雪橇运回木头的樵夫。不过，暴风雪教会我在林中积雪最厚的地方辟出一条小路来，因为每回我穿过林中时，暴风便把橡树叶吹进我的足迹里，它们躺在那里吸收阳光，融化积雪，这样我走过的路就显得分明，到了晚上，它宛如一条黑带，蜿蜒着为我引路。至于说社会交际，我不由得想起了过去林中的住户。在很多居民的记忆中，我的屋子边有条小径，上面经常回荡着欢声笑语。森林里也布满花园和小屋，不过那时候的森林要更茂密，马车从中间经过，两边的松树把车身刮得擦擦有声。那些单独去林肯郡的女人和小孩，对这段路害怕极了，大多是小跑着穿过其间的。尽管这段通往邻村的樵夫们走的路再平凡不过，但由于它曲曲弯弯，给行路者带去很多快乐，自然也就记忆深刻。村子和林子之间是一片空旷的原野，过去是一片槭树沼泽，地基下铺满原木，时至今日，那些原木肯定还伏卧在从斯特拉顿家也就是如今的艾尔姆斯豪斯农庄通往布里斯特山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下。

加图·英格拉哈姆就住在我的豆田东边，也就是在公路对面。他是康科德邓肯·英格拉哈姆老爷的奴隶，这位老爷给自己的奴隶盖了一间房子，还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林中。我这里所说的加图不是尤蒂卡的加图，而是康科德的加图。有人说他是一个几内亚黑人。有人还记得他曾有过一片胡桃林，预备拿来养老，后来却被一位年轻的白人投机家买去。他现在也住在一间逼仄的小屋里。加图那个快被封死的地窖还在，不过由于周围密布着松树，旅行者很难瞥见它，所以知道这个地窖存在的人寥寥无几。如今这里长满了漆树（Rhusglabra）和历史久远的黄色紫菀（Solidagostricta）。还有一位叫作济尔发的女黑人住在豆田拐角靠近小镇的地方，她在小屋里织布，一边织一边唱，由于歌声嘹亮，整个瓦尔登森林中都回荡着她的声音。后来，她的小屋连同屋内的猫、狗和母鸡，都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被一群英国士兵即假释的俘虏烧毁了。她的生活贫苦到几乎是非人的地步。有一位从前常来这片林子的人还依稀记得，有天中午经过她的小屋时，听见她正对着水壶低语——“你们都是骨头，都是骨头啊！”我在橡树林中发现还有很多砖块。

顺着公路往下走，在右边的布里斯特山上，是布里斯特·弗里曼的家，他是一位机敏的黑人，曾经是卡明斯老爷的奴隶。布里斯特种植的苹果树还在那里，高大而茂盛，果实的甜味也不曾减弱。不久前，我在破败的林肯墓地里看到了他的墓，歪斜在几个从康科德撤退时战死的无名英军士兵墓旁。墓碑上写着“西皮奥·布里斯特”，——他有资格被叫作“西比奥·阿非利加努斯”——“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的黑色曾经褪去了一样。墓志铭上还刻有他去世的时间，这似乎是在暗示我，他曾经活过。他的边上躺着他的妻子，以算命为生，颇惹人喜爱，而且体格高大，黑胖黑胖的，几乎比黑夜的子嗣还黑，在康科德，这样一团黑肉球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顺着山再往下，在左手边的林中古道上，还可以看见斯特拉顿家的废墟。从前他家的果园占满了整个布里斯特山，现在那些果树都被油松取代了，空留下些树根，有的老根上又滋生出一颗颗小树。

走到离镇子更近的地方，在公路另一边的森林边缘，也就是因魔鬼而出名的布里德，那个魔鬼至今尚未在神话中露面，但在我们新英格兰的日常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就像其他传说人物一样，早晚会有作者给他写传记的。号称新英格兰烈酒的魔鬼会先扮成朋友或雇工来到你家，接着趁机洗劫一空，还把家眷杀得片甲不留。不过历史没必要把这里发生的悲剧细节和盘托出，还是交给时间来冲淡，给它们披上柔和的蔚蓝色外衣吧。据说这里曾开过一家酒馆，但这个说法其实很无稽。那口井还是老样子，井水给旅行者解渴，焕发他的活力。男人们在井边相互致意，谈东说西，然后又各自星散。

尽管如今布里德的小屋久不住人了，但是在十二年前，它还是完好无损的，跟我的小屋一般大。如果我没记错，那正是在总统选举之夜，有几个顽皮的孩子放火烧了小屋。当时我住在村子边，正饶有兴味地读着戴夫南特注的《龚自迪伯传》，嗜睡病令我烦恼不堪——顺便提一下，我根本不知道这种病是否来自遗传，我的一位叔叔往往刮着胡子就睡着了，为了安息日那天头脑清醒，星期天他就在地窖里把马铃薯拔掉芽——也许是因为我太急于读完查尔姆斯的诗集了，真是读得我晕头转向。正当我埋头于书本时，火警响了，接着救火车就往失火现场赶，前面跑着一群大人和小孩，我第一个跨过小溪，跑在最前面。大家都以为起火的是森林南边，是谷仓，商店或者住房，其中的一个叫道：“是贝克的谷仓。”马上又响起另一个喊声：“是柯德曼的房子。”接着森林上空又升起一大团火花，似乎屋顶烧塌了。于是大家都齐声高喊：“康科德人来救火了！”马车跑得飞快，上面人头攒动，也许其中还坐着某个保险公司代理人，不管多远，他都是非到场不可的。救火车的铃声却越来越微弱，响得越来越慢。后来有传言，跑在最后的那些人，一定是先放火再报警的人。我们就这样一路狂奔，好像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丝毫不顾路上的流言，直到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猛听到火焰的噼啪声，才切实明白自己已置身于火灾现场。但是一走到火边，我们那高涨的热情登时就减弱不少。开始时我们还恨不得把一池子水都浇光，等后来意识到它已烧到尾声，再抢救也意义不大，就任其自然让它烧了。我们拥挤在救火车旁，通过大喇叭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谈论着世上其他的火灾，包括马尔科姆商店的那次。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如果救火车能早点赶到现场，再有一池塘水的话，这场火灾就会转变为水灾。结果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就各回各家了——回家睡觉，读《龚迪伯特》。这本书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大部分人不懂得机智，正如印第安人不懂得化妆”。对这个观点，我自然不敢苟同。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恰好经过原野，听到火场上传来呜咽声。我摸黑走近去一看，发现一个我的熟人，他是家里唯一的幸存者，继承了家庭的全部优缺点，只有他才真正理解这场火灾的意义。他趴在地上，一边朝地窖的墙和里面尚在闷燃的灰烬，一边喃喃自语。他每天都在河边草地上干活，一有空就朝祖屋这边跑，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他从各个角度和方位来回观察地窖，仿佛那石缝里藏着多少财宝似的，尽管上面只有一堆碎砖和余灰。房子烧空了，他痴痴地望着那些断壁残垣。我同情的举动，给他带去了安慰。他在夜色中指向一口盖好的井对我说，感谢上帝，没把井烧掉。他一直在井边搜寻父亲制造的木桶升降装置，以及那些系物的铁钩或铁环，他告诉我，这都是些特殊的装置。我摸了一下，后来每次散步到那儿，都要去摸一摸，因为它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也是在左边，在可以看见井和墙边丁香花丛的位置，曾住着纳丁和莱格罗斯，现如今那里已变成开阔的原野，他们早就搬回林肯郡去了。

在比上面提到的地方都更远的森林中，小路靠近湖畔的地方，曾住着制陶匠魏曼。他专门给镇上人制作陶器，并把手艺传给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手头并不宽裕，只靠一块土地过活，治安官很少能从他们那里收到什么税，不过为了应付规定，还是扣留了一件廉价的物品。我看过他们的账目，真是毫无油水可捞。某个夏日，我正在锄地，一位运送陶器去市场的人问我小魏曼的情况。很久以前，他曾在小魏曼那里购置过一个陶器和陶轮，想知道他的近况。我在《圣经》中读到过陶器和陶轮，但从未料想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陶器并不是古代陶器的仿真，也不像葫芦结在树上。听到我的邻居中竟然就有人精通制陶这门艺术，我感到很欣慰。

在我来木屋之前，这片森林里最后一位居民是一位叫休·夸尔的爱尔兰人（如果我把这个名字拼读得足够绕口的话），就住在魏曼的屋里。据说他参加过滑铁卢战役，人们因此称他为夸尔上校。假如他还活着，我一定要他把战役重述一遍。他在林中只是挖沟。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夸尔迁居到瓦尔登森林。我所了解的关于他的事都特别悲惨。他举止优雅，谈吐不凡，似乎见过些世面，而且客气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因为患震颤性谵妄症，即使酷暑天，他也得披一件外套，脸色红如胭脂。我移居瓦尔登森林不久，他就死在布里斯特山麓，所以压根儿不记得有过这样一位邻居。他的同伴把他的房子视为“不吉利的城堡”，都唯恐避之不及；拆掉之前，我去看过一次。在那竖起的木床上架着他的旧衣服，就像他本人吊在上面。壁炉边放着一根破烟斗，而不是那只泉水边摔碎的碗。泉水根本不是他死亡的象征，因为他曾坦白向我承认过，尽管早就听说过布里斯特泉，但自己从未见过；地上到处都是脏兮兮的纸牌，方块、黑桃和红桃K之类的铺了一地。还有一只没被收税官抓走的黑鸡，羽毛比黑夜还黑，静悄悄地趴在隔壁的房里，似乎在等着寓言中的列那狐来叼。屋后有一座花园，曾下过种子，可由于主人病情发作，无暇锄地，使苦艾和叫花草长得郁郁葱葱，果粒都沾到了我的衣上。屋后挂着一块土拨鼠皮，那是他最后一次滑铁卢战役的战利品，可惜他现在再也用不上温暖的帽子或手套了。

如今，似乎只有地上的凹坑还能证明房子原来存在过。地窖的石块深深地嵌入泥土，阳光照耀着草莓、树莓、糙莓、榛树丛和漆树。原来烟囱的位置，挺立着北美油松和多节的橡树，石阶那里则长出一颗芳香馥郁的黑桦木。偶尔也能看见井坑，那里过去泉水叮咚，现在杂草丛丛，也许是最后一个人离开时，从草地上搬来石板将井盖住，方便后人发现。居然把井盖起来——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啊！这里也曾有过热闹的人间烟火，他们也会以某种方言和形式来讨论“命运，自由意志和绝对感知”，而现在空余下被遗弃的狐狸洞般的地窖。但是据我所知，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是“加图和布里斯特拔过羊毛”，这几乎跟著名的哲学流派史所能给予人的启示一样丰赡。

门框、门楣和门槛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化作尘土不知到哪里去了，但是丁香花依然绽放如初，春天里，它生机盎然，芳香扑鼻，引得无数游人前来采折。它们本来不过是家里的孩子随手种植在前院的，如今却在僻静的草地大放异彩，成为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个品种，也是唯一的幸存者。想当初，那些“小黑鬼”在屋后栽下的只有两棵幼芽的细枝，竟然活了下来，而且比主人还长寿，甚至比遮阴的房子，比大人们的花园和果园还活得长久。他们长大、成熟又死去半个世纪之后，丁香还在向游人默默述说着他们的生命故事，还像第一个春天那样美丽芬芳，那样温和有礼。

可是这个小村子本来孕育更多的东西，为什么它衰败了而康科德却守住了地盘？难道它没有自然优势，难道享受不到绿水吗？啊！深邃的瓦尔登湖水，清凉的布里斯特泉——人们本可以放开喉咙尽情畅饮，它对身体有无穷的益处，可是人们却毫不吝惜，只用它来稀释杯中酒。他们都是口渴之徒。难道这里就不可以编篮子、做扫把、织席子、烤玉米、剪细麻布、制陶器，让荒芜的原野遍地开花，让子孙万代继承先人的土地？贫瘠的土地本来完全可以防止洼地沙化的。这里的居民竟然未能给自然的风景增添一分光彩，真是遗憾啊！或许大自然又打算让我来做那第一个居民，那么我去年春天盖的木屋将会成为村里最古老的建筑。

我不知道现在居住的地方，过去是否有人盖过房屋。不，我不愿意住在那样一个城市里，城市的下面是古城，新建城市的材料取自原来城市的废墟，原来城市的花园变成陵园。土地遭受了重创，如果不采取措施，大地眼看就要被摧毁。带着这样的念想，我又回到木屋，让自己沉沉地睡去。

这样的季节很少有客来访。大雪覆盖时，往往连续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都没有人来，但我却过得很舒服，像田鼠、牛和鸡一样，据说他们能长时间藏身雪堆，不进食也能活很久。本州萨顿镇的那户早期移民也是如此，一七一七年那场大雪把他的小屋团团封住了，当时他恰好出门在外，一个印第安人凭借烟囱里的气在雪地上融出的坑才发现小屋，救出他的家眷。然而，此刻却没有好心的印第安人来救我了，也无须他来，房子的主人就在家里。好大的雪啊！呼呼的风雪声是多么动听呀！农民们如果不能架着马车去森林和沼泽，就只好砍掉屋前的大树，等地面冻硬后，再去沼泽砍树，到来年春天一看，发现自己竟然是在离地十英寸的位置砍断树木的。

积雪最深时，我常走的那条从公路到木屋的大约半英里的小路，几乎可以用一条蜿蜒的虚线来标示，在两点之间有很宽的间隔。如果一周的气候连续不变，我每天都用同样的步数和姿势，像两脚规那样踩在自己的脚印里，它们盛满了天空的蔚蓝色。不过，无论什么天气，都不能阻止我外出散步；我经常于最深的雪地上，步行八到十英里，去跟山毛榉、黄白桦或是松林中的老友会面谈天，冰雪压弯了它们的枝头，凸出了它们的顶尖，把松树变成冷杉的模样。我踏着两英尺厚的雪，来到山顶，每走一步都要摇落头顶的雪花；有时手脚并用，一点一点爬向山顶，那时猎人们都窝在家里。有一天午后，有一只花斑猫头鹰栖息在五针松靠近树干的枯枝上，我站在离他一杆远的位置，兴致勃勃地观察起来。他能听见我在雪地上的动静，但却看不清。只要我发出声响，他就伸长脖颈，耸起羽毛，鼓圆眼睛，然后很快又垂下眼皮，打起盹来。半小时后，我也感到昏昏沉沉了。他安静地坐在那里眯着眼，像一只猫或者说长有翅膀的猫的兄弟。他的眼皮间只剩下一条细缝，透过这条缝跟我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梦里往外看，努力想认出我这个朦胧的东西，或许是他眼前的尘埃。后来，因为声响更大了，或者说我离得更近了，他变得有些烦躁，在枝上转了个身，似乎是对我打搅他好梦的行为深表不满。他飞向树林，翅膀张得很宽，却听不见一丝声音。他不是依赖视觉，而是靠自己对环境的敏感来牵引飞翔，或者说他是靠灵敏的羽翼在黄昏中寻路，最后终于觅得新枝，在那里静待黎明的曙光。

每次我经过那条贯穿草地的铁路堤道时，都要遭遇一阵凛冽刺骨的寒风，因为只有在那里，风才得以狂吹无碍。雪粒抽打到我左脸上，尽管我是异教徒，还是把右脸迎上去。注从布里斯特山下来的那条马车道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仍然要像友好的印第安人那样进城去，大风把原野上的积雪都吹到瓦尔登湖畔两侧的墙里，不用半个小时就能把旅行者的足迹覆盖。我返回时又添了新的积雪，只得在雪堆中艰难地跋涉。性急的西北风把粉状的积雪堆在小路的拐角处，你看不见野兔的足迹，更别说田鼠的细爪印了。但是，即使在深冬最冷的时节，我也能看到温软的沼泽、青草和臭菘在那里吐绿，耐寒鸟在那里静候春光。

有时尽管雪很大，但在我散步回家的路上，还是会遇到一行直通屋门的深脚印，那是樵夫离开时踩出的。我还能在壁炉边看见他削好的碎木片，也能闻出他的烟斗味。或者在某个周日下午，如果我居家未出，就会听见一位长脸农民踏雪而来的声音；他自林中腹地而来，就是想和我聊聊天。他是仅有的几个以“务农为生”的人，不喜欢教授装，爱穿一身工作服。他讥讽教会和政府那些虚伪的言论，就像从自己家牛棚里起出一车粪那样信手拈来。我们谈及淳朴的原始时代，那时虽然天气寒冷，可人们围坐火炉，头脑清醒，精神振奋。没有点心可吃，人们就用牙去试狡猾的松鼠们遗弃的坚果，因为那些外壳最厚的坚果往往里面没有果仁。

冬雪最密集、暴风最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访问了我的木屋。农民，猎人，士兵，记者，甚至哲学家都可能畏惧，只有这位诗人无所顾忌，因为他的事业只是追求纯粹的爱。谁能预见到他的行踪呢？为了创作，他随时都要外出听从灵感的召唤，甚至当医生在睡觉时也是如此。我们在小屋里时而放声大笑，时而轻声细语，充实了瓦尔登森林长久以来的寂静。与之相比，百老汇也显得荒凉不堪了。谈到会心处，或者即将转入会意时，我们俩都大笑不止。我们一边喝进稀粥，一边喝出了闪光的人生哲理；稀粥足以飨客，也能让人保持哲思所必要的清醒。

他是人类真正的朋友，或许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一位平凡的老人——或者说一位神灵，怀着永不停息的信念，把刻在人类心灵上的偶像逐个澄清。现如今，那些人类之神早已面目全非，沦为了一座座扭曲的纪念碑。他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孩子、乞丐、疯子和学者，接受所有人的思想，又把这些思想推向更精湛的境地。我认为他应该在世界公路上开一家旅馆，把全世界的哲学家都接到那里住；旅馆的招牌上可以这样写：“接待的是人，而非他的兽性。自在安逸、心境恬淡，真诚地追求真理的人，请进。”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清醒、最纯洁的，昨天和明天对他毫无分别。当时我们一起散步闲谈，把世界抛在脑后，世上的任何制度都限制不到他，他生来自由。不论我们拐向哪条岔路，似乎都与天地融为一体，因为他为山水增色。一个穿蓝袍的人，最适合的屋顶便是天空，星空映衬出他的澄澈。我认为他将永生；自然永不会将他抛弃。

我们彼此坦露心声，好比把思想的木片端出来晒，再坐在一起把它们切削，检验我们的刀锋，并赞赏这些松木南瓜色的清澈纹理。我们虔诚地涉过小溪，或者安静地漫步溪畔，不会把思想的鱼儿从溪流中吓走，也不会畏惧蹲在岸边的垂钓之人。我们来去自由，好比西天掠过的云彩，珍珠一样时聚时分。我们在那儿构思神话和寓言，建造空中楼阁，因为大地无法提供坚实的基座。伟大的观察家！伟大的预言家！跟他谈天，真是新英格兰的至乐。呵！我们谈论隐士和哲人，还有我已交代过的那个老者——我们三人——这些谈话挤爆了我的小屋。我不清楚在大气压之上，每一英寸圆弧要承载多少磅的重量，但是它裂开了缝隙，为防止泄露，必得用无量的废话来填塞——好在我已备足了那种麻絮。

还有一个人，不时来拜访我，我曾在他村里的房子度过一段充实的时光，也轻易不能够忘记。我的社交活动就到此为止。

如同在别处，有时我也期盼那永远不会到来的客人。《毗湿奴往世书》写道：“黄昏时分，户主应站在院子里，等够挤完一头奶牛的时间，如果他乐意，也可以等更久些，看看是否会有客人来。”我谨遵此言，热情地等待着，可是等了足够挤完一群奶牛那么久，也不见有一人从镇上来。

注威廉·戴夫南特（SirWilliamDavenant，——），英国剧作家、戏剧制片人及诗人。曾得到莎士比亚的指导，首开使用彩画舞台布景和女歌唱演员之记录，创作出英国第一部公演歌剧《罗得岛之围》()，年被指定为桂冠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