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按：

年秋天，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四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已经得到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

“一带一路”建设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层面，其中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要运用开发性金融助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项目回收周期较长、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等特点，而具有市场化运作、财务可持续和注重长期投资等优势的开发性金融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何谓开发性金融？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对其的定义是，开发性金融是为实现国家战略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金融方法，其基本特征区别于财政性的拨款、减让性融资支持，是完全用市场的方法来实现国家战略。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开发性金融在我国已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并且在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两基一支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为一种仍在发展和探索中的金融形态，开发性金融业务模式并不完美，尤其是在面对“一带一路”的巨大资金缺口时，业界对于开发性金融能否满足需求、如何尽可能发挥开发性金融杠杆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仍存争议。

在8月12日召开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CF40常务理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CF40学术顾问、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琦等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各抒己见。

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陈元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及前海深港合作区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解植春、金琦、胡晓炼（从左至右）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张国宝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书展

CF40成员、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伊春市委书记高环为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致辞

CF40秘书长王海明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01

开发性金融是主动创造市场的过程，

不能“只想摘桃不想种地”

“开发性金融的资金来源，是国家信用证券化得来的，也必然要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运用资金。所以，开发性金融面对的是一个创造市场的过程。”作为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开拓者和先行者，陈元首先澄清了对于开发性金融的一个认识误区。

主动创造市场——这与一些流行的观点相去甚远，在部分人看来，即使中国缺少推进开发性金融的市场，但依然可以利用国外的市场和方式。外国的“馅饼”真的好吃吗？陈元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陈元认为，在推进开发性金融的过程中，“只想摘桃子不想种地”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也是一种思想懒惰。“中国的市场需要靠我们自己去辛勤耕耘，创造一个为我所用的高效运行模式。”陈元强调。

殷勇进一步解释了何谓“创造市场”。他表示，开发性金融追求的是“保本微利”，通过“保本微利”带动其他项目有利可图，这样“一带一路”就建设起来了。而这就是开发性金融的作用。他强调，开发性金融不是跟其他商业金融去争利润，而是要去创造市场。

殷勇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曾主持过国家铁路中长期规划工作的张国宝，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他以铁路修建为例，称在我国铁路建设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种桃与摘桃”的矛盾，即要求修建铁路的地区必须有每年0公里的运量，否则不予规划修建。“但很多时候，需求是‘规划’出来的。当年石家庄如果不通铁路，现在恐怕还是一个‘庄’，不会成为省会城市。”张国宝认为，如果不修铁路，有些地方就不会有0公里的运量，这与推进开发性金融需要创造市场的道理类似。

张国宝十分认可开发性金融在振兴东北，尤其是东北棚户区改造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其担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时，东北的金融“失血”问题十分突出，棚户区改造几乎全部依赖财政和企业自筹，缺乏其他长期有效的融资渠道。国开行率先运用开发性金融的理念给地方政府提供支持，进行棚户区改造。在国开行扩大棚改专项贷款后，原本倚重财政投入的各地政府才开始积极争取。

张国宝在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现场

02

要在法律层面保障符合国家安全战略

的企业得到融资支持

在本次论坛上，陈元谈到了他在开发性金融推进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一般金融机构以企业财务指标为依据进行融资，但在国家战略框架下，财务指标体系并不是评价企业重要性的唯一指标。

陈元进一步解释道，有一些企业或行业是具有国家安全重要性的，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企业行业眼下未必有好看的财报，但这些企业行业的重要性并不完全表现于一年一度或者一季一度的财务业绩上，而是表现在十年一次、二十年一次、甚至更长时间一次的经济周期性变化、国际形势变化或地缘冲突之时。

因此，陈元建议，对于这些企业，除了看他们的财务报表之外，还应建立一个国家安全信用指标体系，将其作为国家信用体系的一部分，与传统的社会信用体系相衔接。“国家安全信用的指标体系应该在和平时期、经济平稳时期就按照各个行业提出来。”

在国家安全信用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对这些具有国家安全重要性的企业行业进行国家安全信用评级。“该评级应该列在财务评级之上”，陈元表示，这些企业作为国家安全利益的载体和基础，应该享有优先融资权。并且，国家安全信用评级应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成为一种准国家制度，金融机构向这类企业行业融资是履行和执行国家法律的义务，达到一定规模水平的金融机构都应该参与，而不融资者则是违反国家法律、相关制度，应得到惩罚，包括领导任职资格重新审定以及企业罚款等。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上述具有国家安全重要性的企业与僵尸企业？陈元表示，僵尸企业是指资不抵债、经济指标严重恶化的企业。但是有的企业并不是只有财务标准，它还有广泛的基础，比如产业基础、国家基础、国家战略标准，所以要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把国家安全信用标准和企业财务信用标准结合起来。在遇到矛盾的时候，首先要看国家战略，财务标准要服务于国家战略。

陈元举例称，如果技术和产品在国家安全当中是不可取代和没有竞争性的，那么似乎可以把它看作系统重要性的企业或者产品，应该对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予以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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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FinanceInstitute，SFI）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致力于新金融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于年7月1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Finance40Forum，CF40）举办，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研究院在国内率先提出新金融概念，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新金融和国际金融为特色的研究道路。

此外，为纪念我国卓越的世界经济学家浦山先生，并推动我国国际金融与新金融的研究和发展，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于年7月发起成立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并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战略合作，联合主办浦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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