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中国野人》，发表于《青年文学》杂志

《中华文学选刊》年4期选载

《中国野人》是我的“抗战系列小说”开笔之作，本来想叫《北海道鲁滨逊》，青岛大学王金胜教授认为，名字太过直露，于是改成现在的样子。小说有史实依据，主要以抗战后期被掳到日本的山东劳工刘连仁为蓝本。小说并未出现刘的名字，而是换之为“野人”。“野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战争逼迫而成，这样的称呼有反思战争的意思。同时，我还想让小说有别于纪实文学，不要太过拘于史实，而是还原历史现场，返回历史人物内心，从相对远距离的视角，客观理性地将人物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看待。如果仅停留在血泪控诉，以道德谴责日本，似乎又简单化了。我想写出一个中国农民对历史和民族国家的复杂情绪。他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受尽苦难。他痛恨日本人，渴望回到家乡。日本政界的欺瞒与回避，展现了日本文化鄙视弱者、轻视人性的心态，但同样是日本人，也有善良的帮助者，勇敢的忏悔者，温和优雅的宽容者。我更想写的，是中国人面对苦难的决绝韧性与尊严的抗争。这种苦难既由严酷自然环境造成，又来自异族的欺凌。野人以顽强的精神，活了下来，这就是胜利。而野人对日本的情感最后也不可避免地复杂化了。从开始的痛恨，到被救出后，和一些日本人成了朋友。回到中国，他反而怀念起在北海道雪原孤独的生活。“那些雪盘旋在高密的上空，但大雪和小雪，都已经不是日本雪花的后代。”野人战胜了孤独，活了下来，而他回到人群和意识形态包裹的现实，却意识到“孤独”的珍贵，孤独是痛苦的，但失去孤独，同样也令人惆怅。因为孤独痛苦的生活，已是他生命记忆的一部分。孤独也成了历史。孤独产生的相互依赖的情感，才是真正的实有。这些和解的东西，能让我们走出意识形态苍白虚假的表象，走入美好人性的内部。这也许是战胜战争征服欲望的方法吧。

我们走不出我们的历史，就如走不出我们的皮肤。我们天然地在历史之中。无论建构，还是颠覆，历史总在我们身边悄然走过，等我们警觉回首，它已渐行渐远。亚里士多德说，历史是真实已经发生的事，文学是可能发生的事。在真实与可能之间，历史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人类对自身的探索。《中国野人》表达了我对战争和历史的思考，也许并不成熟，但它是由一点真诚的感想生发而来。

短篇小说《中国野人》

北海道是日本北面的苦寒之地，最早定居着原住民阿伊努人。北海道作为开化晚的“虾夷地区”，明治维新后，才渐渐走上文明之路。从北海道出发，坐船两天，才能到达中国青岛港；从青岛坐汽车，一天行程，才能到达山东高密县。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后，很多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做苦工，有一个高密男人，不堪忍受矿业所的虐待，逃脱出来，独自在雪原生活了十三年。他被人称作“中国野人”。

一

很多年后，垂垂老矣的野人，思绪还经常回到那片人迹罕至的雪原。崇山峻岭之间，雪落的声音，静到极处，仿佛暗夜花开，幽蓝芳香，不疾不徐，但没日没夜地落，也会逼得人发疯。雪一开始像小玻璃屑，硬硬的，一粒粒地敲在人脸上发痛，慢慢地就变成指头肚大小的雪块，最后就变成鹅掌形的雪片。北海道的寒冬特别长，为了躲雪，野人没日没夜地蹲坐在洞里昏睡，醒了就吃点准备好的土豆和野菜。让眼睛习惯黑暗，其实比习惯光明更容易，这会带来稳定持久的麻痹感。野人体会到盲人幽闭的处境。

长长的冬眠期，黑暗的洞穴，野人坐着，洞不敢挖得太深，地下水会悄悄地从身体下面渗出。洞穴要在雪季来临之前打好，不能太低洼，雪水会倒灌入洞；也不能在山的高处，那里风太大，只能在半山腰背风的地方，还要考虑躲避日本人，要在洞口做植被伪装。洞口不必太大，也不必太深，但一定要宽敞，像大肚子泥瓮。挖好了洞，野人就将全部家当搬进去。两只铝壶，一只半截铁铲，铁罐子里装着土豆、萝卜干、海带、干鱼和煮熟的野菜。一把柴刀用来防身。一小瓶盐和花生油，则是他的宝贝，只有非常饥饿的时候，才拿出来舔舔，安慰一下舌头和牙齿。一张破帆布裹住身体，破旧的美军大衣贴身穿着，零零碎碎的破塑料袋子和半张破狗皮则铺在身下隔离寒气。洞内空气污浊，要保持洞口通风。最麻烦的是大小便，由于摄入很少，野人没有多少排泄物。他在洞后端挖了一个深坑，如排泄了，就用碎塑料包着埋在坑里。

开始有些恐慌，慢慢地，野人进入冥想状态。他在黑暗中侧坐，身体各部分渐渐僵硬，和泥土一个温度了，生殖器也在寒冷的打击下，蜷成冷硬的东西，缩在两腿之间。眼睛沉入黑暗，像溺水的人慢慢划入深水，带有某种神秘宗教仪式气息。暗黑的洞，野人感到他像蚕蛹，一只赤裸的、蜷缩在永恒异国时间的幼虫。他在冬眠，不知何时醒来，或变成蝴蝶，飞回到中国高密那个叫团泊村的地方。他应是白色的，不是中国人的黄皮肤，而是蚕蛹苍白柔弱的样子，他的灵魂就飘浮在黑暗中，像牛乳沉入煤油。一片茫然虚无后，身体官能变得沉重，先是腿、胳膊，然后因饥饿瘪下的肚子，也停止了轰鸣蠕动。最后才是舌头。舌头安睡在嘴里，犹如躺在家里的土炕上，保存着身体仅有的温度。此时听觉却格外灵敏。如果静静地听，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依然有无数丰富的表情。常见的是风声，发出“呜呜”的响声，时高时低，时粗时细，有时又会突如其来地发出“噗噗”的转音，该是遇到山口的阻碍，仿佛人在哭时突然被揪住喉咙。还有地冻裂的“咔咔”声，松柏裂开的“啪啪”响动，时断时续，似旷野深处的枪声，从很深的地方钻出，荡出无数回音，又在冰冷的空气中慢慢飘远。

他总在梦中来到大海边，束手无策。同伴未被日本人捕去的时候，他们曾一起围着大海哭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扎成小筏，漂流了三天三夜，却被洋流暖风刮回岸边。他们痛恨那冷峻的海。它把北海道变成无法脱离的鸟笼，他们虽然逃离了矿业所，却怎么也逃不出日本，更回不了家乡。北海道的日本海波涛汹涌，寒风凛冽，掩盖了野人歇斯底里的哭号，也扼住了野人破碎的心。

寒冷冬季，只有昏睡才能将消耗降到最低，忘记刺入骨髓的寒冷。整日昏睡也不行，野人睡上几个时辰，就用指头掐胳膊，强迫自己清醒，但有时候，还是睡死过去，或再也睡不着，在黑暗中睁大双眼，无论眼睛如何努力，洞口尽头还是无边的黑暗，剩下的只有说给自己听的，也只有自己能听懂的喃喃低语。野人的梦中也会出现一只熊。它冷冷地注视着野人，巨掌的利爪，在冬阳里闪着寒光，刺痛野人的眼流泪不止。野人能感受到腥臭的、令人窒息的气息。野人数次在雪原见过熊，甚至和熊面对面地近距离接触过。他当时正在溪边捉鱼，熊饥肠辘辘，他也是。熊看他的眼神，充满了狐疑。也许熊对眼前这个长发垂肩、目光呆滞的动物尚不能准确判断。野人和熊对峙着。他不顾一切地怒吼，这可能激怒熊。但他豁出去了，他不想这样生不如死地活着。出人意料，熊转头跑开了。他至今不能忘记那次和熊的对峙。灵魂都要被熊捉住了，但他硬挺着不动，有种手指泡在烈酒里的感觉。

二

七十六号，还偷懒！打死你！

野人时常在狠毒的呵斥声中惊醒，醒来发现，那不过是幻听。梦中他也常回到漆黑幽深的矿井。那时他还不是野人，而是一个号头为“七十六号”的中国劳工。更远的记忆，来自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秋的那个下午。鲁西平原的秋收即将到来，初秋有些凉了，野人喜欢在村口田垄护秋。金黄的麦浪，在微风吹拂下，微微颤动，蓝天下全是麦香的气息。世道不太平，日子总要过下去，只要活着，本分劳作，生活也有希望。年初，他娶了玉珍过门，如今妻子的肚子，仿佛颗粒饱满的庄稼，也已隆起。他急切地盼望孩子的来临。后来野人无数次回忆起那个下午，也觉出很多不同寻常之处。野人出了家门，身上穿着妻子刚做好的棉袄，邻居姜仁宝请他吃饭，答谢他帮助料理丧事。村口有座青石桥，他左脚踏上桥头，石板有些滑腻，夕阳软软地趴在肩膀上，轻轻地呵着暖气，不知为何，他没来由地感到惶恐。往日熟悉的村子，一下子变得陌生，石桥仿佛慢慢融化了，他一阵阵眩晕，脚下也虚浮，目光越过村口低矮的黄土墙，枝丫丛生的老槐树，远处是缓缓流淌的临沭河，几只黑颊花喜鹊惨叫着四散，在灰黄的天幕成为逃离的子弹。清蒙的太阳冷冷地挂在鲁西平原的天空，呆滞得似毫无生气的死胎。

这时候，几个黄黄的人影，从不远处飞奔而来，发出含混不清的斥骂。野人突然想到，也许那就是地狱爬出的魔影。从那一刻开始，十多年的苦难之门就被悄悄地拉开了。正是那个下午，他被几个黄皮子伪军抓住，先押到村公所，后被装上汽车，拉到县城，从县城又到了青岛，他和七百个同样茫然无措的中国农民一起，被推搡到“普鲁特”商船上。他狠狠地回头看了几眼祖国，心想这也许是最后告别了。

他待在明治矿业所大半年，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从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成了瘦骨嶙峋的病夫。春节的寒夜，几十个中国矿工抱头痛哭。矿井里也是无边的黑暗，只有幽深之处传来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才能证明人还活着。病会死，饿会死，塌方会死，野人更怕被日本人殴打。有个狠心的日本人，居然将他的同伴活活打死，丢在深坑里。野人在矿井下静静地哭泣，却找不到尸骨来祭奠。可惜了一个好男人，竟死在日本做了孤魂野鬼。他决心冒死逃出去。终于，他和同乡从厕所粪道里逃出，却迷失在北海道的雪原。后来，同乡都被日本人抓回去了，只剩下他在苦苦支撑，誓死不放弃。冷，饿，野人都咬着牙挺下来，但病来了，却难以承受。发高烧让人浑身酥软，头昏脑涨，心跳加快，拉肚子更可怕，好几天直不起腰。胃痛，眼睛痛，都是常见的。膝关节冻伤也触目惊心。每年春天，野人爬出雪洞，要花很长时间，重新学习走路。他像学步的孩子，初生的牛犊，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又手脚并用，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泪流不止。

活着，可以依靠的是食物。野人想到这两个字，胃里就会泛酸水。他在梦中总是记起故乡豆腐的味道，松松软软的，有种特别的豆腥味，如果稳住心神，仔细地嗅嗅，豆味又是香甜的。在矿业所，他们吃的是橡子面窝头，硬硬的，像石头，口感很差，还有木屑等东西掺杂在里面，吃多了，排便就困难，像屙刺球般死去活来。就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野人被饥饿缠绕着，梦中媳妇给他烙葱油饼，香喷喷的炒鸡蛋，还有热气腾腾的饺子。野人常在半夜饿醒，悄悄地哭，哭饿了，再接着睡觉，涎水流满嘴角。野人偷监工们的泔水吃。有一次，他偷泔水，被绰号大鼻子的日本监工发现，打断了两根肋骨。在幽深的矿井，野人仿佛钻进地狱的十九层，每当闷闷的如打雷声传来，野人知道，又发生塌方事故了。日本监工不管中国人生死。他和几个工友利用休息时间挖出工友的尸骨，可怜这些工友，早上饿着肚子上工，到死都不能做饱死鬼。在雪原他学会了找吃的，山蘑菇、黑瞎子果、沙棘、野栗子，甚至苦菜、马齿苋、野苋菜、青苔，都被他找来充饥。还有更多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如他自己命名的野韭菜和野山白菜，味道还行。就怕吃到有毒的东西，那时候只能听天由命了。他从未奢求在雪原搞建设，尽管他曾留心，是否能种植土豆，但雪原太冷，除了高寒植物，任何生物都难以存活。除非到山下，气候稍微暖和的地方，才能种植收获。他试着养鱼，圈养野山羊，也都失败了。

茫茫雪季，野人失去了时间。他真正感到了恐慌，不像春夏季节，他有太阳为伴侣，根据太阳升起的方向和青苔走势，他能判断大致方位，以及一天天时间的轮回。漫长的北海道冬季，他的身边只有雪，连野物也因严寒近乎绝迹。寂静的雪原仿佛创世之初的鸿蒙大陆。时间在野人身边一点点消失，躲在洞里，他分不清日夜，也分不清一天和一个星期。他曾在洞外白皮松树上，做了时间刻度，每过一天，就用砍刀在上面留下一个痕迹。为抗拒洞外零下四十度的寒冷，他只能躲在洞里，暂时忘记时间。当再次春暖花开的时候，他才能出洞，重新找回时间。做水漏根本不可能，即使在洞内，尿液也很快变冰碴儿。但他还是试图保持清醒，估摸着一天过去，就在雪洞插上一根小木棍，等小棍插满了，冬天也就要过去了。

三

春天总会来。十三个日本北海道的春天，就是十三个孤独的庆典。鲜红的太阳，最初从雪原钻出，照亮大地，仿佛草莓浮出了牛奶。万物复苏，小河解冻，树木发芽，鸟兽也离开洞穴。雨也赶来参加来之不易的盛会，五月开始，雨断断续续的，催促草芽露出茸茸的小脑袋，不知名的野花也开始绽放生命。野人出洞后，不断找机会出山，跑很远的路，来到日本农人播种的麦田。

看到农田，野人不自觉地操起心，仿佛回到中国高密，在自家田头春耕。他兴奋地盘算着麦子的密度，灌浆饱满与否，可能的产量。他贪婪地趴在地头，闻着土地油密密的香气，仿佛饮了醇酒。家乡的春天比北海道来得早，想必这时候，媳妇玉珍已和父母安排好了施肥和除草。鲁北的春风，也比北海道温暖。野人站在丛林高处，遥望远方，仿佛目光飞过雪原，飞过日本海，飘过高密县城，又漫过村口青石小桥，“唰啦”一下越过低矮的土墙，来到自家院子。月光下，玉珍干了一天活儿，乏乏地躺在躺椅上，额头微微冒汗，身边是焦黄喷香的玉米面煎饼，儿子胖乎乎的小脸，也贴在玉珍胸前……

这份快乐无人知晓，野人对日本人抱有警惕。他信不过这些异国人。那些抓捕他的凶恶士兵，逼他做苦力的监工，都是日本人。早些年，就是因为向一个渔民要求借船出海，他们暴露行踪，同伴被捉走，剩下他一个人。日本农人在山边耕地旁，多建有一些小窝棚，干活儿时休息用，那里常放置食物和衣服、生活用品等。野人靠偷偷地拿些东西过活。五月，北海道一年一度的春祭开始了。热闹的人群穿上各种节日盛装，有的扮作鬼神的样子，祭奠先祖，祈求太阳对一年农作物的照顾。人们欢笑着，脸上洋溢着兴奋、松弛的表情。

野人在远处丛林，悄悄地观察。作为曾经的庄稼把式，他有些羡慕，也有些愤恨感伤。凭什么他们这么开心，他只能躲在山里当野人？他简直想冲过去，对他们痛骂一番。但看着看着，也生出了同情。山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北海道苦寒之地，庄稼收成低，遇上干旱或雪暴，可能颗粒无收。他亲眼看到，一个穷苦日本村妇，跪在绝产的庄稼前，使劲地磕头，鲜血染红了冰冷坚硬的土地。野人晚上摸到窝棚，拿上些东西，也要留下一些，从不都拿走，而且，绝不从一个窝棚拿两次。他也想，要不要走出荒野，出来见见日本人。村里的男人一天天多了，是不是战争结束了？日本胜利还是失败了？他看着不像胜利，劳作的人们，都面色阴郁，但他也拿不准是否失败了。他还要观察等待。要是他走出荒山，这些日本人会不会接纳他，让他在北海道也当个农民，安安生生地过完下半辈子？想到这里，野人的心便突突直跳，他马上为这些想法，感到脸上发烧。他被日本人害得背井离乡，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他和日本人有说不完的仇，怎么还能有这样厚脸皮的想法？这对不住爹娘和妻子玉珍。

那夜，春雨又来了，野人花了好长时间，才摸到一处窝棚。小雨密密麻麻的，不冷，但挠得人发痒，野人潜伏在窝棚外面，天地间静得沉甸甸的，野草的清香，虫子的鸣叫，钻入野人的鼻孔、耳朵，让他微微有些醉了。不知何时，小雨也停了，月亮挂在窝棚一角，小小的窝棚，在水汽氤氲之间，仿佛飘浮的宫殿，闪烁着奇异的光，靛青，绛紫，粉红，似故乡节庆的焰火余烬，将刚复苏的雪原照亮成神秘光芒之地。野人摸了过去，想轻轻地叩门，突然又收住手，自己也觉得可笑。难道这是乡邻的朋友串门？门是虚掩的，野人推开，正好看到床上好似有人，他猛地惊醒，匆忙退出来。等了一会儿，他折返回去，才发现床上是被子，他松了口气，开始寻找，找到一只铁锅，一桶煮好的土豆。他还在门背后发现了一件女式大衣。不知为何，他把日本女人穿过的衣服披在身上，一股温暖的女体乳香气包裹了他，他一激灵打了个寒战，用嘴咬了咬衣领，有股咸咸汗渍的味道。突然，门“吱呀”一声响了，一个矮个子黄面皮日本女人，傻傻地呆立在野人面前。野人也发愣，他已几年没和人类打交道了，更不要说日本女人。他刚要开口，对她说，不要害怕，但许久说不出话，舌头僵硬无比，竟“咿呀呀”地表达不出来，日本女人却惨叫着昏死过去。女人躺在地上，露出一段白皙的脖颈，野人有些燥热，月光斜斜地照在窝棚门沿的一块镜子上，月光和镜子之中，他才发现，那是一个真正的“怪物”。脸颊深陷，颧骨高耸，脸上沟壑纵横，也看不出肤色，长长的头发乱草般堆在头顶，一直卷曲到脖子，遮住了那双野兽般毒色的眼睛！

他已经是野人了，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野人的脸发烫，急忙退出窝棚。他飞速奔跑，好像要把什么东西甩在身后，又好似去追赶什么。他深一脚，浅一脚，“嗬嗬嗷嗷”地叫喊着，数次跌倒在小河与田垄，他不管不顾，甚至也不怕被人发现，他的眼泪在月光下绽裂，犹如飞舞的盐。

不知跑了多久，野人又回到那片熟悉的森林，他叫了无数声，终于艰难地唱出了几句戏文。这怪异无比的唱腔，含混不清，时而低沉，时而尖厉，不像中文，更不像日语，只有野人知道，那是家乡高密一带流行的茂腔，他唱的正是苍凉无比的《寻儿记》：

烽火连天杀声喊，金兵逞凶犯中原，朝臣无能民遭难，弃家逃走恨绵绵……

野人唱着，将长头发扎成了两个发辫，不仔细看，以为是女人的发式。

四

野人能恢复到正常，多亏了惠比寿屋的渡边老板和侍女美惠小姐。他重见天日后，被安排在札幌的旅馆等待归国。华侨热心帮助他，很多日本人也来和他亲近，但他不习惯。从住了多年的洞穴再次来到异国人间，他像初生婴儿，不会说话，怕人，怕光，怕陌生事物。野人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渡边时的场景。几名华侨扶着他走入了这间旅馆，一个瘦小温和的日本男人，低着头来见他，一见面，就深深地鞠躬，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受苦了。

野人吓了一跳，慌忙从他身边躲开。日本男人依然保持鞠躬姿势，仿佛在乞求原谅。旁边有华侨连忙解释，渡边的亲人有好几个死于战争。他也痛恨战争。野人这才缓过神，扶起渡边。他虽没说什么话，但紧紧地握着这个日本男人的手。渡边抬起头，眼里饱含着歉意的泪水和真挚的同情。

野人恨日本人。那些狠毒的家伙，把他掳到北海道，让他变成穴居野人。他们打他，骂他，在深深的矿井，饿死他的同伴，肆意地杀死中国人。然而，眼前这个谦逊有礼的男人，野人怎么也难以将他和那些屠夫联系起来。

野人散步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日本男人。他激动地跑过来，要和野人握手，野人却警惕地将他的手甩开。他认得那些行军姿态。那个男人甩着手走路，明显是日本陆军多年养成的队列习惯。日本人也会讲一点结结巴巴的汉语，野人才知道，他在战争中服务于第十二军五十九师团，一九四五年夏秋，他执行任务，协助当地汉奸在高密一带抓走了很多中国人。野人不认识他，但看到他就很愤怒。他知道日本兵是来赔罪的，他应该大度宽容，但这么多年的苦，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吗？

让野人态度更复杂的是美惠小姐。她是一位圆脸的日本姑娘，说话细声细气，脾气好，对野人格外照顾。她的手艺很好，会做美味可口的饭菜。野人了解到，她出身贫寒，有六个兄弟姐妹，父母无法抚养，她只能来旅馆当侍女，没有费用，只是管吃住而已。美惠给野人拿来很多彩色画报，也尽力帮他找中国资料，野人贪婪地看着这些东西。野人害怕黄色，每次看到，都会大喊大叫，情绪崩溃，因为这让他想起日本军装，美惠就把所有黄色物品，如床垫，都换成天蓝或橙色。野人常年在雪原生活，有严重冻伤，膝盖痛得站不起来，只能整日坐着，脚上的冻疮，直流脓水。美惠从不嫌弃，她总是用温热汤水，为他小心清洗，每天为他轻揉膝盖，并扶着他，鼓励他练习走路。野人身材高大，行动艰难，走路时，全身重量都压在美惠身上，每次野人走几步路，美惠就大汗淋漓，却从不喊累。她笑眯眯地、用刚学会的中国话对野人说，很好，继续前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野人依然惧怕黑夜。他要求开灯睡觉，但每次都睡不久，刚打个盹，就会惊醒，他甚至不习惯那层薄薄的榻榻米。那种细致的平坦让他紧张，他习惯了雪洞那冰冷潮湿的地面。他的头一挨到枕头，就针扎般地弹起，他只能缩在屋子一角，才能找到安全感。札幌的夜晚很安静，刚过了旧历中国年，二月的清寒，还冷得刺骨，不时有小雪花飘落。惠比寿屋外，挂着长长彩灯，让那片白色世界闪烁着美好的光明。街上的人大多已归家，还有些醉汉，在夹缠不清地唱歌。野人竖起耳朵倾听，冷风吹落了门前冷杉和白皮松的冰挂，先是“啪”的一声，然后无声无息地坠落，那是落在松软的雪里了。坚硬脆弱的冰挂，落在雪的怀抱，就像孩子找到母亲。还有些“唰啦”“唰啦”的声音，伴随着欢快笑声，像他走在家乡茂密的麦田，麦子打在腿上发出的声响。那是孩子们在无人的街面玩滑雪板，滑动雪面的声音。再远处，还有“轰隆隆”的车轮声，好似隐隐的雷。美惠告诉他，那是为札幌的雪祭节准备雪雕的车辆，在雪祭前两个月，就开始不分昼夜，成百辆推车、卡车和吊车日夜不停地前往附近山区搬运冰雪。运雪的队伍在雪地绵延数公里。

细碎的木屐声传来，野人听到门框传来低低的敲门声，他知道那是美惠。但他不想回应。他只是蜷缩在屋角，抽泣着，美惠有些焦急，低低说着日语，又快又急，野人也不应，美惠的声音更小了，但还是断断续续，像劝慰，又像是感叹。

不一会儿，门被打开，伸进来个托盘，野人看到一壶酒，被热水烫着，冒着热气，还有几个小菜和一盘热气腾腾的水饺。野人的眼睛温热了。他贪婪地喝着酒，吃着饺子，美惠的身影还映在窗纸上，久久没有离去。

过了几天，日本政府的人来到旅馆，要求见野人。他们衣冠楚楚，语言含糊，连连说“不好意思”，并递上一个信封，里面有厚厚的日币，说是“一点小意思”。野人没有接受，他要一个说法，为十几年的苦，而不是钱。

“我在那里。你们要承认，要道歉。”野人抓着榻榻米的席边，手的青筋都绽了出来。

政府的人头上冒汗，讷讷地拿回了信封。野人也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也有不少日币。他说，那是在山外小棚发现的，不忍拿走，要把它全部捐出去，给需要帮助的人。

政府的人飞也似的逃走了。野人感到了胜利。不少朋友则感到惋惜。他们认为，那些钱并不少，如果有了这些钱，再让日本政府承认居留权，野人可以舒服地开个小店，在日本过上不错的生活。

“我要回家，我不想在日本。”野人坚定地说。他的心里闪过北海道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但家乡的影像更加清晰了。那些在日本的日子，梦中，死去的工友总会来到他的身边，他们衣衫褴褛，穿着矿业所的号服，默默地望着他，脸上淌着血和眼泪，他们的身后，是呼啸而来的风雪……

五

躲在洞里的日子，野人无比地想念人类。尽管人类有时不可信任，他痛恨凶残的日本人，中国的黄皮子伪军也大多是坏人。但人总有好的，而且人有语言，有活气，有形状。没有人，那种孤独无依的绝望，简直比死还要难受。野人给仅有的用具起了外号。他不敢用家人的名字命名器物，那让他过于伤感。他把大肚子铁壶叫“胖洪”，它让野人想起家乡的本家兄弟。他会点拳术，喜欢喝酒，笑呵呵的。另一把缺少提手的壶，野人叫它“增福”，那是煤矿的小兄弟，憨厚老实，被日本监工打断了双手。瘦瘦的铁锨，则是“麻秆侄儿”与“麻秆侄媳妇”，这两人是一对瘦长人，在一起总惹人发笑。那把柴刀磨得锋利，被称为“将军”。野人觉得它应该性如烈火。它是野人的大杀器，靠着它，他数次和野物搏斗。林子里的野物，也成了他敬而远之的朋友。机警的松鼠，乖巧的雪兔，暴戾的野猪，天真的小雀，还有高傲的熊。野人远远地看着它们，和它们说话，或听它们说着野兽的语言。他还特别依恋这苦寒之地，咬牙生长的树们。冷杉样子漂亮，白皮松普通，但有意外的清香，还有数不清的柏树、油松和连翘、金老梅等灌木。他痛恨自己，一个中国男人，怎么喜欢日本的东西。他曾一边吃着山韭菜，一边摇头说：“可惜，你是日本的。”时间长了，他又觉得可笑，日本的树和花草，又没招惹他，还陪他做伴，让他活下来，他有什么理由恨它们？

当野人在雪地里发现一只冻死的黑颈角百灵，孤苦无依的情绪瞬间爆发了。那只可怜的小鸟，灰暗的羽毛还保存着些许亮色，身体已僵硬如石块，那半睁半闭的小眼，表明它离开世界时，是多么留恋与无奈。野人捧着小鸟，没有发现食物的激动。小鸟死了，还有他在哀悼，如果明天他也冻毙荒野，只会便宜野兽，连收尸打灵幡的都没有。他还不如一只鸟儿。他不再是丈夫、儿子和父亲，也不再有知心朋友，他不过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在异国雪原的野人。那天晚上，野人的梦里，每一个枝头，都站着无数黑颈角百灵，这些鸟儿都在喊着“苦”或“冤”，那些幽怨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雪野，令人心悸。

那年冬季，野人在洞里连续昏睡了数十天，醒来后，吃了点海带与冻鱼。风雪声还在呼啸，天空被弥漫的雪雾遮蔽，看不到太阳，只有青白朦胧的光，阴惨惨地瘆人。野人突然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猛地抬头，发现有“东西”顶开了洞口。这时节熊也在冬眠，就是说，如果是熊来到这里，极有可能是被意外事件打扰，或洞穴被破坏。野人抓紧“将军”，手心全是湿滑汗水，生死攸关，全看在此一搏。

然而，“那东西”顶开洞口，径自伸进来，却不是熊，而是一截水鞋！原来是人，且是日本人！他清晰地听到了日语的询问声。

事情更严重了。如果是熊，可能被镰刀吓走，如果是日本人，则意味着他被发现了。也许，今天就是逃亡的终点。他将再次被日本人抓回去，在黑黑的煤矿被折磨致死。野人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只脚再向前伸，他会毫不犹豫地砍下去。但他相信神灵会帮助他渡过难关。十几年中，他多次大难不死，这让他相信，冥冥之中，是有神灵的。他们知道他的冤屈，让他活下去，好活到见证这段苦难的那一天。他和熊对峙过，却安然逃脱。他想上吊，绳子却断开了。他几次逃离日本人的追捕，也曾吃了毒蘑菇，浑身浮肿。他被鹅毛大雪埋在雪洞里差点闷死，他还曾造过小船，试图横渡北海道去朝鲜，差点被淹死在海里。但他奇迹般地生还了。他一定能活下去。一个人死，很容易，但活下去，不容易。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要活下去。哪怕在难以存活的地方。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他活着不是为这些。他要活到回家的一天。他绝不会下山投降，那不如死在雪原。假如他死在日本，也要成为一个无法忘却的事实。

汗水浸透了野人的大衣，“将军”在他的手上，发出低低呻吟，闪烁着幽蓝光芒。它在叹息，还是在诅咒？野人不能再辨别，外面生冷的空气猛地灌进来，夹杂着冰寒的雪渣，留给野人的时间不多了。

那只日本人的脚，正在逼近他……

六

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年）春，即中国旧历戊戌年，野人被一名日本猎人发现，后被送往札幌石狩郡。野人震惊了日本。很多旅日华侨和日本人同情野人，积极帮助他。但日本岸信介政府拒绝承认野人“二战”被掳劳工身份，甚至一度想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对野人进行盘查。经过一番波折，野人乘坐“白山丸号”回到了中国。

天津码头，野人看到了敲锣打鼓的人群，迎风招展的红旗，听到了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野人辛苦持家的妻子玉珍，饱含热泪地躲在人群外，领着壮实懂事的儿子，看着领导人与野人见面的仪式。在他穴居日本的十三年，家变了，中国变了，日本变了，世界也变了。恰是这一年，中国人民 全部撤出朝鲜，金门爆发“八二三”炮战，赫鲁晓夫接任苏联总理……

这一切都和野人没什么关系。野人短暂地在天津住了几天，一切都是新鲜的，沸腾的。领导安排野人去参观。以前，除了县城，野人从没去过中国的大城市。他发现很多地方都竖起高高的炉子，冒着黑黑浓烟，一群群中国人蚂蚁般地忙碌，将铁器塞入那些火热的炉子，野人甚至发现铁锅和门鼻儿也被丢进炉子，还有很多人在炉子旁，打着快板书，鼓动着人群热火朝天的干劲。野人迷惑，领导告诉他，这是大炼钢铁运动，祖国要争取在几年内超过美国和苏联。野人兴奋得热泪盈眶。天津最繁华的街道，野人看到人们拿着扫帚和各式工具，声嘶力竭地驱赶成群的麻雀。惊恐万状的麻雀，从一个枝头被赶到另一个枝头，从野人的目光里看去，密密麻麻的麻雀，惨叫着起起落落，渐渐变成了一个个吓人的黑点，伴随着兴奋嘶喊。这让习惯了孤独寂静的野人手足无措。不知为何，那些麻雀总让他想到雪原冻死的黑颈角百灵。领导安慰他，说这是社会主义“除四害”运动。麻雀是公害，除掉麻雀，就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让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野人听不懂，但也觉得有道理。祖国把他从日本救出来，让他和亲人团聚，祖国大力发动的事，肯定没错。十三年实在变化太多，他要慢慢适应。又过了几天，野人终于回到了高密，回到了小村。依然是人山人海，很多外村被遣返的劳工，都跑过来看他。他居住的老屋门口，贴着大红对联“宁愿苦居山洞，不做敌人奴隶”，他的眼泪流了出来。母亲因思念他，早已故去。她再也不能在破败老屋门口，等待儿子归来了。家乡很多童年伙伴，都已认不出他了。村里的小孩子跟在他后面，好奇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野人羞涩而温暖，但继续在可以保持沉默的时候沉默着。他终于吃到了家乡的饺子，听到了过年的鞭炮声。一群后辈恭恭敬敬地给他磕头，祝他长命百岁。野人不再是野人了，成了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他高大的身形依然挺立，但也已越来越佝偻苍老。没人在意，这个自日本归来的野人，喜欢在雪天独自行走在村外的荒野，他缓慢地走着，不跑，他仿佛慢慢地踱去了一个世纪。

他还收藏着那些雪洞的物件，有时也拿出来，让它们透透气。煦暖的阳光下，他坐在自家小院，一遍遍地抚摸着这些老朋友。“胖洪”“增福”“麻秆夫妻”还有“将军”，它们也老了，但精气神还好，也都暖洋洋的。北海道的风雪，似乎没在它们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可是，每逢山东高密的这个小村庄披上雪花，他就会忧郁烦躁。他躲在厨房，看着飘扬的雪花，若有所思，仿佛铅灰色的天空抛洒下的不是雪，而是成千上万锃亮的小刀。他开始想念日本。冰窟窿里的小鲫鱼，海边的海带、海胆，煮熟的土豆，还有野韭菜、野白菜、口蘑，都仿佛在梦中钻出来，散发出诱人的味道。还有可爱善良的美惠，她在日本还好吗？回国前夕，美惠还专门给照顾他的华侨写信，交代野人的日常起居：“生鱼等食物，他是不吃的，夜间九点睡觉，早上七点半起床，他晚上睡不安稳，需要清酒助眠……”为了让野人也看懂信，美惠特意向人请教了中文，用汉语写成了这封信。看着歪歪扭扭的汉字，野人感动莫名。细心的美惠竟忘记了，他在中国喝不到清酒，他也根本不识多少字——无论中文，还是日语。

他想到最多的，还是雪。十三年，那些日本北海道下过的雪，真是太多了，多到野人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多少。那些雪如果还活着，一定也已老态龙钟了。回到中国后，他也见到过很多雪，但大的小的雪，都不是日本雪花的后代。可惜，人生总有尽头，隔了大海，看不到年年的日本雪花。在他的梦里，那些雪花总在山东高密的上空不断集结，而他的身上，收集了雪所有的寒冷，大雪的白色，渐渐渗进他的内心，成为一团纯色的银。

后来，有人说，他的归来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外交胜利，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迫害，也显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凝聚力。他表示拥护感谢。再后来，又有人说，应该让日本政府赔偿。他本不想提这些，但日本政府一次次拒绝承认他的存在，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要为死去的劳工讨还公道。他和日本政府打了几十年的官司，直到二〇〇一年，日本地方法院才判决日本应给予野人赔偿。而野人已在前一年的秋天离开了人世。据说他去世前，曾看过一本雪的画册，喃喃地说，听到了熊的吼叫。这让人不解，高密一带没有熊。

野人的故事还在家乡传诵，但年轻人知道得越来越少了。有本书中记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北京城，最高领袖接见了归来的野人。“寒冷的雪原，你如何活了下来？”领袖关切地问。野人露出了肿大的关节，缓缓地诉说着。领袖一言不发，面色凝重。

“我是存在的。我在日本度过了十三年，”野人坚定地说，“我活了下来，这就是真相。”

（完）

作家房伟

漫长的祭礼——读房伟的系列“抗日小说”

文｜王威廉

许多年前的一天，房伟和刘永春两位教授先生赴珠海开会，然后顺道来广州玩，我们一起参观了中山大学的校园。康乐园据称是岭南园林的卓越代表，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带着他们参观了校园里的陈寅恪故居，这已经成为外地学友来广州游玩的固定项目。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拍照，就是聊天。大家聊得很投机，因为很早就读过房伟写的《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一书，所以王小波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他提到王小波的墓前几乎每天都有读者前来缅怀的鲜花，让人对文学和作家肃然起敬，也对人文精神的延续心怀希望；而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写作问题。我记得他反复鼓动我说，这是远远没有开掘透的题材，也是能出厚重作品的大题材，你应该去试着写。我说每逢抗日纪念的周年，不是都有大量的作品推出吗，怎么还说是没有开掘透呢？房伟说，太多的抗日文学作品也是千篇一律的，用模式化、类型化的那套话语去叙述那段历史，已经是无效的，当一个人深更半夜翻出当年的史料，慢慢看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深深震撼的。说完这句话，他还抬眼望着我，认真说了句：真是太惨了！

我一直难忘他的那句话，和他说这话的表情。我和他一样，对那段历史抱有极为复杂和沉痛的情感，我的祖父年轻时也曾是抗日部队里的一员，多少次死里逃生，他老人家提起当年的“鬼子”，至今仍然是咬牙切齿的，咬牙说可以“生啖其肉”，让我可以如此近距离地体会到那种致命的残酷及其难以泯灭的国仇家恨。从此，我只要是看到关于抗日的小说，都会细细揣摩下，看看人家的这种叙事方式是否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可以说，房伟对我的鼓动是相当有效的。我也一直在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我一直认为，如何在世界文学中吸取营养，然后与中国历史及现实无缝对接，并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作家。但我至今尚未触及这方领域，坦率地说，是因为我还没有在“此刻”与“那时”之间找到自己的进入方式，这对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我无法脱离此刻，让叙述完全沉溺到过去中。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难题。再恢弘、再悲壮的历史，如果不能被作家个人的体验所承受和融化，那也是不可能在语言中复活的，依然只能是一堆集体记忆的僵硬模型。去按部就班地填充那样的模型，无疑是写作的大忌。

就在去年，我忽然在期刊上读到了房伟的短篇小说，都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我明白他的创作激情在积年累月的资料研究中被激活了，我能想象那样的心情，那些悲痛的历史碎片在脑海中如暴风雨的云层一般聚集着，在寻找着一种弥合、一个出口、一声呐喊。那样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有内在驱动力的，而非外在各种利益的牵扯。我读到的第一篇小说是《中国野人》，刚刚看了开篇，我就感到兴奋，中国人被掳掠到日本北海道做苦力，有一人逃亡十多年，在严酷的丛林里生存下来的事情，我是有印象的，房伟从这个角度进入了那场战争，无疑有着极强的隐喻：宏大与个体就在这样貌似荒诞却是事实的情境下建立起了意蕴非凡的深度关系。

这篇小说显示了房伟良好的场景想象力，他笔下的文字并没有被他常年使用的学术语言所限制，不生硬，不过度阐述，充满了灵动的诗意。他的开篇有种电影字幕样的简洁：“北海道是日本北面的苦寒之地，最早定居着原住民阿伊努人。北海道作为开化晚的‘虾夷地区’，明治维新后，才渐渐走上文明之路。从北海道出发，坐船三天，才能到达中国青岛港，从青岛坐汽车，一天行程，才能到山东高密县。昭和十九年后，很多中国人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做苦工，有一个高密男人，不堪忍受矿业所的虐待，逃脱出来，独自在雪原生活了13年。他被人称做‘中国野人’。”我之所以要照引这段，是因为这里涉及到小说的艺术问题。这段总共就四句话，可其中的每句话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意义。第一句便说明了两个情况，北海道是苦寒之地，不比物产丰饶的地方，能独自在野外生存下来是非常困难的，暗示了“野人”能活下来堪称奇迹；接下来说这里“最早定居着阿伊努人”，这既是一种对当地情况的继续描述，更是一种暗示：虽然非常困难，但也不是不能生存下来，为野人的存活自一开始就做了铺垫。第二句，“走上文明之路”，字面上是资本主义发展，这里建立了煤矿，发展了工业，但就小说的语境而言，显然这里的“文明”就有了反讽的意味，这是什么样的文明？一种将人变成野人的文明。第三句，像是远景镜头，将中国与日本并置在了一起，一个东亚的概念在读者头脑中生成；至于山东高密县，我没有去查证那则新闻，如果不是因为那“野人”正好是高密人，那么我觉得房伟一定是怀有另外的心思，那就是和莫言著名的文学地址高密扯上关系，达到一种艺术的“互文”效果。第四句，言简意赅地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初看没什么，但细想之下，马上就会产生疑问：事情都被一句话说完了，小说的内容还写什么呢？这样一来，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悬念。总之，能写出这样开篇段落的批评家房伟，让我暗暗吃惊和佩服，他已经完全具备了优秀小说家的能力。这样细腻的考察他的小说叙述语言，也是基于我对小说的基本观念：小说毕竟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如果连叙事都没有过关，纵使有钻石样的题材，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在《中国野人》的主体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清晰的剪影。那些铺排而开的寒冬环境的描写，精准动人，似乎在去除记忆的灰暗，擦亮“此在”与“过去”之间的镜头，因而过去开始复活，色彩也由“过去”的黑白转为“此在”的鲜艳，由此，“过去”变成了“此在”，我们一脚便迈了进去。由于小说的故事自打一开始我们已经知晓，所以情节对于这个短篇小说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那些场景和片段，就像是从北海道那冰冷潮湿的雪洞里边打捞出来的，弥漫着梦境一样的绝望和孤独。“野人”因为恐惧逃离了“人吃人”的人类社会，可他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面临的也是死亡的恐惧，但这两种恐惧已经完全不同了。后者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恐惧，而前者，是自诩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极端悖谬。如果说原始部落中曾有着对于异族的食人现象，我们今天视之为野蛮与愚昧，那么今天人类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屠杀其实要残忍得太多。据有关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死亡人数约万人，日本死亡人数约万，再看看世界其他国家：苏联二战时死亡约万人，德国约万人，英军约40万人，美军约38万人。这些数字触目惊心，让人深感噩梦如山！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后发国家的侵略，更是造成了后者的末日浩劫。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写道：“罗素曾经辛辣地指出，欧洲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并不是基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比孔子、老子占优势，而是基于这样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即平均起来，一个欧洲人杀死一个中国人要比相反的情况更容易一些。”这种讽刺性的说法，在中日的那场战争中不一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吗？按照上面的数据，不是一个日本人杀死一个中国人更容易，而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为一个日本人可以杀死六个以上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近代日本的国家优越感就是建立在“一个日本人杀死一个中国人要比相反的情况更容易一些”的残酷现实中。那么再回到《中国野人》这篇小说中，小说几乎没有战争场面的描写，甚至没有刻画野人对于日本人的深深仇恨，野人大多数时候是被历史裹挟着踉踉跄跄地前行，他大多数时候甚至处在一种白痴般的梦游状态，但是，作品依然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是为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那样的残酷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的笔端？人类所能着眼的，准确地说，文学所能着眼的，永远还是那些卑微的个体。这个幸存的野人的孤独状态，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不就是因为那其实正是人的原初的存在状态吗？回到这样的状态，才能映照出战争的荒谬、残忍与绝望。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野人》这篇小说，也才能在人类存在的根本面上领略到艺术的价值。

我的这番感想，是很想和他聊聊的。巧的是，去年年底，我去台湾参加文学活动，竟然发现房伟老兄也在宝岛，一问，方知是在东吴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工作不是很忙，上完不多的课，剩下的时间便都是自己的了。半年时间，一个人呆在这里，想起来也是真够寂寞的，朋友们便开他的玩笑，说他可不要在这里犯错误了，他笑眯眯却认真地说，不会，我正好有时间好好写小说了。长期的健身锻炼让他的身型变化很大，看他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我愈发感到健康体魄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他在那里举目无亲呆了太久，见到我们实在热情，带着我们几乎转遍了台北的大小书店，还顺便充当专业的文学解说员，讲解台湾的文学现状与相应的代表作家，让我收获颇丰。再后来，他的抗日题材小说便像是井喷一般，遍布于全国的各大文学期刊，我一一阅读之后，更觉他的这系列小说书写，充满了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勇气与反思的睿智。

当代文艺作品中以日本人为主角的，还是有一些的，比如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房伟的好几篇小说也是以日本人为主角，他也写出了自己的特点。小说《幽灵军》中的主人公是日军第九师团森联队的长谷川信彦中尉，他率部在寻找失踪的川军，寻求决战，小说的叙事紧紧贴着这个人，尤其是贴着这个人的内心世界。长谷川是个对“武士道精神”有着真诚信仰的人，他也相信“大东亚圣战”，但是，地狱般的现实挑战着他的人性极限，战争与罪的界限根本就失去了踪迹。小说用随军僧人虚云的视角看他：“中尉其实是孤独的英雄，他的敌人，不是川军，也不是数不清的支那部队，而是世界的无意义。当家族荣誉、武士精神这类玩意儿，在这场不义贪婪的侵略面前，被涂抹了太多脂粉，中尉这样的‘古代英雄’，只能将这种对世界的抵抗，孤独地进行到底。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那幽灵一般寻找不到又仿佛埋伏在四周的川军，既是对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暗示，也是对长谷川心理的极端投射，使这篇小说的内蕴超越了一般的战争小说，进入到了形而上思考的境界。

房伟的这一系列小说涉及到的面向之丰富，也是让人油然起敬的。除了上述重点分析的这两则之外，还有许多篇让人回味良久。像《去国》，是写汪精卫于历史当时的矛盾心境以及他最终被挫骨扬灰的悲剧命运，通篇没有一处提到汪精卫这个名字，但一读便已会然于心。《花火》更是将笔触探及抗日期间共产党的内部叛徒这一少见的题材区域，那个参谋长因死亡的恐惧和虚无、因为对一笔巨款的贪婪，携款猥琐逃亡，终究在绝境自杀而死。对于这个反面人物，房伟也给予了人性的考察。已经可以看到，在这一系列小说中，篇与篇之间在整体上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呼应。有了这个叛徒参谋长，才使得这一系列小说在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呈现复杂多样的人性样态上具备了更大的可信度。再如《阳明山》，里边有蒋介石和熊十力这样的历史真实人物出场，而借虚构的博士之口去分析战场上日军所拍照片的符号本质，让小说获得了思辨的深度。鉴于这个标题，我揣测这篇应该是他在台北期间遥望阳明山写就的。超越传统的局限，将视野扩大到台湾、香港等两岸三地，其实也是抗日小说的题中之意，因此《红龙》便涉及了香港背景，蒋丽珍和日伪潜逃官员易先生之间的暧昧感情，令人想起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色戒》。此外，还有传奇式的故事，如《猎舌师》，写了一起卧底厨师对日军的投毒案；《副领事》写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年，日本人想用副领事“失踪”挑起战端的秘闻。

还有几篇将历史与当下直接弥合的小说值得一提。短篇《指南》由叙事人胡宏伟无聊的日常生活和朋友马波设计的游戏内容拼切而成。虽然日常生活场景在字数上占据绝大部分，但不妨说，那反而是一种背景，而马波设计的抗日游戏才是故事的真正内核。马波设计的这款游戏，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因而也代表了另一种真实。小说是对可能性的创造和发现，那么日常现实的可能性与幻想中穿越过去的可能性，就具备了等量齐观的观照价值。“游戏”这个灵感也紧贴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无数的人们在游戏中追求着另外的身份与角色，这与小说所秉承的艺术功能是异曲同工的。只不过优秀的小说拒绝全然的沉溺，依然隐含着反思的人文立场，迫使读者的自我与心灵做出回应。《白光》写了一次灵异事件，战场在雨夜复活了，曾经的亡灵已经化为厉鬼。《小太君》描述了一场中日凡人之间的恋情，小说结尾，老人金娣看到日本少年的脖子上有一条细细红痕，像是上世砍头留下的印痕，这冥冥中的轮回，让人伤感，猛然想到历史的悲剧过去了，人类的生命还在生生不息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房伟自己在创作谈《徘徊在历史与现实的之间》中这样说：“我想以此来写出历史与现实的某种勾连性和暗示性。‘穿越’其实是中国人当下独有的心理体验。我们渴望意义的创造和自我的实现，然而，现实生活之中，却压抑和遮蔽了这种可能性。更吊诡的是，这种渴望与压抑的双重关系，又被整体的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氛围消解了。”我觉得这其中透露出的，除却对现实的无力感，更是一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历史，不但是事件，更是对事件的阐述，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氛围”之下，历史的阐述肯定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将历史与现实并置叙述，我们会发现，现实获得了改变，而历史，也同样获得了改变。

对于当下的写作场域而言，房伟的这系列“抗日小说”（这个沿用的命名实在只是为了叙述的权宜之计）无疑提供了一份探索与开拓的重要证词。当代文学在题材的开拓正在越来越狭窄，这不仅仅意味着作家能力的下降，而是意味着文学和现实两者都在面临着困境。听到了太多“现实的怪事太多了，比小说的编造更有想象力”这样的话，我一向并不认为这个现象是可以基于这样的简单判断。现实的怪事太多，一方面说明了媒体的极端发达，将以往被人们忽视的各种巧合之事传播了出来；另一方面，则暗示了现实的喧嚣背后其实是被抽空了的巨大空洞与无奈。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恰恰更依赖于第二个方面，小说的精神便是要去探究和照亮那现实喧嚣背后的东西，而不是停留于喧嚣本身。就战争题材的小说而言，在今天依然具有它的现实针对性。陈思和先生曾指出战争文化心理对于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乃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洪子诚先生也指出，战争思维一度导致文学变成了人与人之间非此即彼的斗争关系。的确，我们至今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着太多的战争词汇：胜仗、捷报、挂帅、围歼、投降，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世界上的诸多复杂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作家绝不能认为现在到了一个“怎么都行，反正都无所谓”的时代，文学之光就算再微弱，作家执笔也依然肩负着文化的责任，要努力去破除桎梏着我们心灵世界的枷锁。再往大里说，中日之间的关系终结了吗？难道不是依然很扭结吗？如何理解这种扭结？自鸦片战争、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的历史细节表明，就在中日现代思想兴起的话语内部，彼此都有着挥之不去的粘连，可以说，作为在文化与地理上相连的中国与日本是在彼此的阴影中确立了各自现代国家的性质的，而日本的侵华战争更是彻底地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崩溃式的重组再次确立了彼此国家的形态。七十多年过去了，眼下这个世界已经复杂到了超出既有理论体系的地步，而中国与日本，是世界坐标系内的两个非常重要并且相邻的坐标与变量。两个相邻如此之近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又是相距如此之远；在那远与近当中，不变的是人的基本属性。文学，便是这样一种用处境去探查人性的学问。战争，更是一种极端的处境。我不由想起，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为何那么早就向全世界推介莫言的文学世界，那是因为大江先生提出过“作为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富含远见与深意，值得我们留心。如果我们写中日战争，那么所涉及的视野便一定是亚洲，甚至是世界，对此是一定要心中有数的。这些话是我读房伟这系列小说之后的一些引申感想，也愿意借此机会将之和盘诉出，求教于房伟仁兄和读者诸君。

本文原载《长江文艺评论》年第4期

新刊目录

中華文學選刊

年第9期

主编阅读

唐克扬 　　长安的烟火选自《长安的传奇》，同济大学出版社年11月版

实力阅读

张　翎 　　胭脂

选自《十月》年第4期

周嘉宁 　　基本美

选自《基本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4月版

陶丽群 　　白

选自《青年文学》年第7期

李月峰 　　记忆

选自《满族文学》年第4期

深度对话

李敬泽、李蔚超 　　文学和历史的对话还远没有结束

选自《小说评论》年第3、4期

读大家

张定浩 　　林徽因：明暗自成内心的秘奥

选自《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5月版

作家记事

蒋　韵 　　青梅

选自《北京文学》年第8期

作家行走

钱佳楠 　　有些未来我不想去

选自 　　暴雨如注

选自《山西文学》年第8期

潮阅读

沈书枝 　　租房记

选自《花城》年第4期

八方阅读

（加拿大）陆蔚青 　　纽曼街往事

选自《鸭绿江》年第6期

《中华文学选刊》年第9期，9月1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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